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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湾区经济的本质是集聚经济，区域一体化与要素自由流动是发挥集聚效应的关键。大湾区具备独特制度优势，但三地在经济运行体制、社会服务政策等方面的差异，给一体化发展带来挑战。近年来，“澳车北上”“港车北上”以及2025年底“粤车南下”政策的实施，开创了优质生活圈“双向奔赴”的新局面；四大平台吸引顶尖企业与机构进驻，成为“一国两制”制度优势的生动实践。但与国际典型湾区及“十五五”时期要求相比，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仍有提升空间，要素跨境流动仍受诸多限制。

　　区域一体化规律表明，经济发展阶段决定市场开放水平。现阶段大湾区内地城市市场化水平与港澳存在差距，要素流动限制尚未完全破除。发挥“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健全粤港澳协商合作机制，广东需主动对接港澳市场规则体系，协同开展新型领域的规则标准共建，担当起大湾区建设主力军角色，全面推进新阶段大湾区建设。依托重大合作平台的先行先试探索，完善基础设施、科技创新、产业合作、要素流动、民生融合等关键领域的制度体系，大幅度提升大湾区合作深度和跨境交往频率。加强粤港澳立法、执法、司法各环节全流程协作，打破要素跨境流动的制度壁垒，有效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

　　深化规则机制“软联通”是“十五五”推动大湾区融合发展的关键突破口。在营造环境方面，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市场准入、公平竞争、产权保护、标准认证等方面加强粤港澳协调，形成大湾区统一开放的市场环境。在民生共享方面，积极拓展大湾区在教育、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领域的合作，探索公共管理与社会治理领域的规则衔接路径，提升粤港澳深度合作过程中民生保障水平，让三地居民共享优质生活圈建设成果。在对外开放方面，整合三地资源优势，共同开拓国际市场，提升大湾区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地位。

　　加快建设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与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巩固提升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广东需携手港澳整合科创资源，构建“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科技金融+人才支撑”的全过程创新链，打造开放型区域协同创新共同体。总结与推广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等协同发展经验，促进大湾区创新要素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聚焦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前沿领域，集中力量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抢占未来产业制高点。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先进制造业的主要空间组织形式，先进制造业集群实现良性发展与有效治理意义重大。“十四五”期间，广东已培育形成包括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材料、绿色石化、汽车、新能源等先进制造业在内的9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是全国产业集群整体实力最强省份。然而必须看到，现有集群发展模式主要面向传统制造业集群，是在“钻石模型”、集聚经济、全球价值链理论和专业镇、块状经济现象等基础上形成的，不完全适用于先进制造业集群。进入“十五五”，广东应以“大集群观”推动先进制造业发展，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先进制造业是通过吸收前沿科技和现代管理技术，改造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在线检测、营销服务和管理等全生命周期，并取得显著经济社会效益的制造业总称，在生产技术、生产工艺、生产组织等方面具有不同于传统制造业的全新特征。先进制造业的集群化发展受经济地理规律支配，而其产业多样化、创新网络化、治理协同化以及分布离散化特征，决定了难以简单套用传统集群发展模式。如广深佛惠莞中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横跨六市，涵盖整车制造、零部件、汽车电子和智驾算法、软件等多种产业，并形成有序竞争、错位发展的跨区域创新协同网络，显然已经不是过去小范围集聚、产业较单一的狭义上的产业集群。

　　核心技术的革命性突破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所在，也是驱动广东外贸产品迭代升级的核心引擎。近年来，电动载人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太阳能电池这“新三样”，正加速取代服装、家具、家电等“老三样”，跃升为外贸增长的新支柱。这种更迭是广东制造业在能源变革与技术突破双重驱动下的必然演进。比如，得益于完备的制造业体系，广东在新能源领域构建起从材料研发、电池制造到整车集成的全产业链优势；比亚迪、广汽埃安等龙头企业凭借核心技术，成功实现了从“跟跑”向“领跑”的历史性跨越。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以低空经济和商业航天为代表的“未来产业”正加速崛起，成为广东外贸的新增长极。广东不仅拥有大疆、亿航智能等全球领军企业，更集聚了超1.5万家相关产业链企业，占据全国总数的三成以上。从消费级到工业级，再到eVTOL（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广东制造的“天空之城”装备正加速“出海”，实现了从“产品输出”向“标准输出”的升级。作为产业重镇，广东在中国高端装备“出海”浪潮中扮演了重要的“压舱石”角色。得益于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井喷，中国工业机器人产业于2025年成功实现贸易顺差。这些实践充分表明，科技创新已成为广东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

　　在制度建设端，广东加速构建与国际接轨的碳足迹管理体系。依托大湾区建成的全国首个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公共服务平台，企业得以通过低门槛、高认可度的认证服务，精准盘清“碳家底”。在产业实践端，能源结构转型与工业技改正在同频共振。以宝武集团广东基地为例，通过引入氢基竖炉炼铁等前沿工艺，其正向“近零碳排放”迈进。同时，随着“零碳工厂”和绿电交易的普及，广东正从源头大幅压降出口产品的隐含碳排放。这种以技术创新驱动的绿色转型，正推动广东制造从“含绿量”向“含金量”转化，为产品在国际市场赢得新的“绿色通行证”与更强的议价权。

　　政策工具上从“单向付出”转向“多元共创”。在“投资于物”的单一目标下，政府在政策工具的使用上往往单向聚焦，通过财政或产业政策形成促进“物”的增长目标。但在“投资于人”的目标下，由于每个人的需求不同，其对政策的需求往往也呈现出个性化多样化的特征，这就需要在满足“最大公约数”前提下，考虑如何尽可能满足不同目标的需求。为此，要从政策工具和体制机制方面进行创新，引导亿万人民充分发挥创造伟力，最大凝聚社会各界的合力。

　　发展模式上从立竿见影的“重点突破”转向长期主义的“全面发展”。基础设施、厂房设备等“物的投资”体现的是立竿见影的效果，但“人的投资”则需要“见物更见人”的投资理念。因此，“投资于人”既要以短期政策快速激活人力资源潜能，又要通过长期布局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积蓄战略势能。需要通过提升人的知识、技能、健康水平和社会适应性，提高全社会人力资本和专业技能，将“人力资源”转化为可持续增值的“人力资本”，将“人口红利”转化为“人才红利”。

　　长期以来，广东围绕打造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人才高地，以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为牵引，全省研发人员数量、发明专利有效量、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有效注册商标量、PCT国际专利申请量均居全国首位。截至2024年底，广东研发人员达到159.47万人，高层次、高技能人才分别达94万人、690万人，数量居全国第一，拥有一批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的科技领军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新征程上，需要通过进一步制度改革和环境优化，在“投资于人”的重点方向持续用力。

　　二是围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的目标，打造“投资于人”的产业创新高地。充分利用广东完备的产业体系和活跃的市场氛围，打通“教育—科技—人才”全链条堵点，加快“四链融合”。一方面，针对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等九大重点领域，动态调整学科专业布局，推动新动能积厚成势、传统动能焕新升级，全面加快推动产业向新提质，提升产业体系整体效能。另一方面，以“国之重器”承载顶尖智力，在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上实现重大突破，进而夯实产业创新基石。

　　三是用好大湾区的制度和人才优势，打造“投资于人”的制度创新高地。改变“投资于物”的管理思路，按照“示范引领”的制度建设需求，加快开展人才发展体制机制综合改革试点，建立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建立高层次人才长期稳定支持机制和青年人才试错宽容的支持机制，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社会氛围。深入实施“百万英才汇南粤”行动计划，为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储备战略资源。

　　总体而言，广东提振消费行动主要体现在三大方面：一是以“以旧换新”政策为主要抓手，加力扩围汽车、家电、数码产品以旧换新，激活大宗消费潜力，推动家庭消费升级和绿色转型。二是以服务消费提质为重点内容，围绕“一老一小”增加服务供给、擦亮“食在广东”招牌。三是实施就业增收和保障支持行动，注重从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等核心问题入手，提高养老、医保等补助标准。一系列提振消费行动取得了积极成效，特别是以旧换新政策，显著拉动了家电、汽车等大宗消费。数据显示，2025年1—11月，消费市场规模稳步扩大，部分升级类商品销售增长较快，比如限额以上通讯器材类增长19.7%；限额以上单位新能源汽车零售额增长5.4%；线上消费潜力持续释放，限额以上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商品零售增长13.6%。

　　提振消费是一个久久为功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当前，广东提振消费面临五方面的挑战。其一，居民消费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近年来，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外部环境复杂多变、部分行业结构性调整等因素叠加，居民部门预期有所转弱，制约了居民的消费能力。其二，社保体系有待完善，制约消费意愿。社会保障体系在不同群体间、不同区域间的保障水平存在较大差异，突出体现在养老领域，影响了部分群体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其三，流动人口市民化进程滞后，抑制消费潜力。在大中城市尤其是一二线城市，流动人口市民化进程不畅，制约了流动人口及其家庭的消费增长潜力。其四，部分领域的供给能力不足。以文旅领域为例，部分文旅产品存在同质化问题，部分旅游景点基础设施不完善，一些优质旅游资源市场化程度不高，导致文旅消费需求难以得到有效满足。其五，劳动者工作时间偏长，挤压服务消费空间。服务消费相较于商品消费具有明显的耗时性特征，在可支配时间相对有限的情况下，即使居民有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也会受到一定的时间约束。

　　提振消费是一项长期行动，是战略之举而非权宜之计。广东有必要乘势而上，以“十五五”开局之年为契机，进一步大力提振消费。其一，大力优化营商环境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采取提高生育补贴、免费提供幼儿托育服务、提高大学生创业津贴等吸引和留住青年人才，提高来粤的吸引力。其二，强化职业培训，对于失能老人护理等紧缺岗位尤其加强培训频次和力度，并对培训予以免费，提高在粤人员的技能水平，提高其获取收入的能力、保障消费的能力。其三，全方位优化服务消费供给，做大做强广东的文旅、家政等服务品牌，充分利用广府文化等特色资源发展文旅业，严厉打击宰客等破坏旅游生态的行为，加强与司法部门合作携手亮剑。其四，在财力允许的范围内，进一步大幅提高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保障水平，降低居民的后顾之忧。其五，可积极探索优化假期制度，落实带薪休假制度，鼓励春秋假。其六，省级财政在转移支付中充分考虑地市和区县抓消费的积极性和效果，对于提振消费效果好的区域给予倾斜支持。

　　广东拥有支撑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建设的独特优势。一是经济基础扎实，《广东海洋经济发展报告（2025）》显示，据初步核算，2024年全省海洋生产总值为20022.5亿元，同比名义增长5.4%，占地区生产总值的14.1%，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19.0%，在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二是新兴产业增长强劲，2024年，广东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411亿元，同比名义增长8%，在海洋经济发展中的贡献持续增强；实体经济持续稳步发展，海洋制造业增加值5012.4亿元，同比名义增长4.9%，产业覆盖面广、产业链条完整、海洋产业体系完备。三是企业梯度建设体系完善，当前全省涉海企业总数已突破8万家，涉海“四上企业”数量近6500家，同比增长5%。四是制度保障完善，广东颁布实施《广东省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条例》，从产业发展、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方面作出系统性部署，为示范区创建提供坚实制度保障。

　　深化陆海统筹与空间协同，优化资源要素配置效能。海洋是陆地生态经济系统的自然延伸，核心竞争力源于陆海优势聚合。广东需秉持“陆海统筹、山海互济”原则，推动经济布局与资源开发向海洋、深远海拓展，构建立体发展格局。扎实开展海洋资源普查，精准掌握核心禀赋，对海洋空间实行分类保护、分段管控、优近拓远策略，探索立体分层利用模式。同时落实资源有偿与集约使用制度，以经济杠杆和市场机制倒逼效率提升与生态保护，实现蓝色国土可持续高效利用。